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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6 13:14 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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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十一五”时期,是杭州的发展关键期、转型关键期、改革关键期、稳定关键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城市湿地治理过程中,湿地监控时间的长短是重要的决定因子。

以往,中国城市湿地大都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包袱”,其原因就是他们只看到保护是一种付出和负担,没看到可以采取积极保护的方式,没看到积极保护会产生巨大效益。如果良渚古城算是中国最早的城市的话,5000年前城市就出现了,但城市问题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加快,城市问题日益突出,相关学科的城市研究也空前活跃起来。3月17日-18日,由英国城市学学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办,英国(伦敦)中国设计中心、融创中国东南区域集团承办的“美好生活·美丽城市”2018国际城市学论坛在杭州城研中心成功举行。

  第一,加快建设全省铁路网特别是高铁网。论坛上,举行了“英国城市学学会·杭州国际中心”揭牌仪式和《城市论》赠书仪式。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在运作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杭州特色,被建设部称为“杭州模式”。

  杭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建立了统一发现问题、分别交办与监督考核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市、区各级城市管理资源的整合、强化了相关部门的管理协同,实际上是对传统城市管理流程的再造,为系统建设和管理运作提供保障。

  第一,加快建设全省铁路网特别是高铁网。只有一个把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都纳入法治调整范围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社会。

  1、有收入。

  二是湿地生态系统或主体生态功能具有典型性;或者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或者湿地生物物种独特;或者湿地面临面积缩小、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威胁,具有保护紧迫性。虽然目前看来这一去向是最优途径,但是因为政府支持健全“三点半课堂”,无论是完善设备还是健全管理体系,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还受管理人员、师资、资金、设备、场地等硬性条件的限制。

  二、做法杭州市一直贯彻的是依法打造“生态市”的思路,根据《杭州生态市建设规划》,分别从生态环境保护、节约型社会建设、打造“国内最清洁城市”等各方面加强法规规章制定工作,制定了污染物排放许可管理条例、机动车辆排气污染物管理条例、环境噪声管理条例、城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苕溪水域污染防治管理条例、生活饮用水源保护条例、建设工程渣土管理办法、有害固体废物管理暂行办法、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建筑节能管理办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强制性清洁生产实施办法等法规规章,形成了完备的环境保护法规规章体系。

  杭州是良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崇高事业,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杭州还通过打造各级各类社会综合服务平台、开展“春风行动”、“春雷行动”等各类专项活动,畅通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流动人口利益诉求渠道,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使农民工权益遭受不法侵害的问题得到及时的帮助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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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阅读: 对非援助和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

对非援助和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

2018-11-16 14:06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1909年德国学者艾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发表了《论工业区位》,美国学者伯吉斯(Bur-gess)、黑格(Haig)先后于1926年和I927年出版了研究城市内部结构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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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东中西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研究员 孟雷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提出了推动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动”,包括实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与和平安全。为推动“八大行动”顺利实施,中国计划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在未来三年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如此大规模对非援助,不少人并不理解,甚至产生误解。当然,大部分人都积极支持和肯定,或认为这是国家对外投资贸易发展的需要,或认为这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或认为这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但至于对非援助与普通百姓到底有何具体关系,以及如何从普通百姓层面理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却并不十分了解。

  那么,对非援助和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在互联网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国际援助越来越难以回避类似公众的关切。尽管公众往往不直接参与国际援助领域的相关研究或政策制定,但他们却是国际援助的重要民意基础。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先认识中西方国际援助的不同。中国的国际援助不同于西方国际援助。从援助方式上,中国侧重一揽子“援助+项目”的开发性、互利性援助与合作,因此更像合作伙伴;而西方则是系统性、输出式的所谓纯粹和正统援助,因此更像老师。从这一角度看,这大概也是今年“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更倾向于将我国对外援助部门命名为国际发展合作署,而非国际发展援助署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对非援助与普通百姓之间,需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第一,有必要揭示一个易被忽视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非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我国的对非援助政策。一方面,正是因为大量成套对非援助项目,如基建项目、农业示范中心等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加快。截至今年,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在非中资企业已超过10000家,其中90%为民企。民企对非投资基本是市场主导的经济行为,因此西方所谓“新殖民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此次600亿美元对非支持资金,包括:“提供1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提供20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额度;支持设立100亿美元的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50亿美元的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推动中国企业未来3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可以看到,在1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中,占比最大的在于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这也是需要受援国偿还的贷款项目,而真正的无偿援助只是一少部分。其余450亿美元资金,在于对非洲提供信贷支持、促进非洲金融自我“造血”,同时促进双方贸易发展和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由此可见,有了这样庞大的资金支持,我们对非洲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尤其是对中资企业投资非洲的撬动作用意义巨大,它为中非合作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国际援助与普通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基于以上背景认识,国际援助在促进我国与南方国家互利共赢,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和贸易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我国2010年至2012年三年的对外援助为例,三年援助总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其中非洲地区占51.8%,约为462.8亿元人民币,而同期中国同非洲的进出口总额超过4700亿美元,而对非援助总额仅占进出口总额的1.5%不到,由此可见对非援助对中非双边投资贸易的撬动作用。中非投资合作,最终惠及两地百姓。

  第三,国际援助对于保障普通百姓的粮食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以我国对非农业援助为例,一个重要的发展共识是,帮助和解决非洲的贫困和粮食问题,对于维护全球粮食价格稳定,继而对保障我国的粮食价格稳定和普通百姓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里,每年示范中心10期左右的农业技术培训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种养殖人才,而有些学员在培训结束后甚至自发组建蘑菇种植学习小组继续传播蘑菇种植技术给当地人,他们有的已靠蘑菇种植脱贫致富,对非洲减贫大有裨益。此外,正如外交部前非洲司司长卢沙野所说,中国在非洲没拿走一粒粮食。在对赞比亚和乌干达,中资农业企业生产的粮食主要供应当地和全球市场。而西方学者,在通过大量的非洲实地调研后,粉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进行“土地掠夺”、“从非洲进口粮食养活中国”的谣言,揭示了中国对非农业投资和援助在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减贫和稳定全球粮价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此外,对非洲医疗、卫生的援助,不仅有利于保障非洲人民的健康,展示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有助于控制和解决突发性、传染性疾病,这对于防控全球医疗、卫生安全的重大隐患,继而对保障我国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例如2014年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爆发,我国援外医疗队第一时间赶赴最前线,为防控埃博拉病毒全球蔓延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国普通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再次,国际援助对普通百姓思维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提升意义深远。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就,普通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都离不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而国外援助带来的新的经济管理理念、社会治理方案,如环境治理、零碳排放、参与式扶贫、性别平等等方面都对我国普通百姓思维观念和生活习惯产生了积极影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而国际援助亦是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的过程。理性支持我国的国际援助,恰恰是我国普通百姓树立新时代全球观、践行“礼尚往来”“授人以渔”等道义责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也理应是我们普通百姓的一种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譬如,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援建的村级扶贫中心项目,使得当地采用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户至少多产一倍以上的玉米。笔者在美国也多次看到超市收银台会放有建议零钱用以捐助非洲难民儿童的捐款箱,在某些自主饮料机里的饮料价格会较一般价格高出10%~20%,该部分用以捐助非洲艾滋病患者的医疗救治等等。国内北上广深这样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细细观察,国际援助就在我们普通百姓的身边。

  最后,国际援助也对“走出去”的普通大众的安危荣辱有着重要影响。随着“走出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国际援助也无不关系着我们自身的安危荣辱。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中国先后向亚、非、拉、欧和大洋洲的6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过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医疗队员约2.3万人次,诊治患者2.7亿人次。目前,中国向49个国家派有援外医疗队,其中有42个国家在非洲,1171名医疗队员分布在113个医疗点上。全国有27个省(区、市)承担着派遣援外医疗队的任务。迄今已有1001名医疗队员获得受援国首脑颁发的勋章等多种荣誉,有50名医疗队员因疾病、公伤、战乱、意外事故等在受援国牺牲。中国援外医疗队为受援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走出去”的普通大众构筑了最前线的“生命屏障”。

[责编: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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